德國鋼琴教育泰斗凱沫林對中國業余鋼琴考級制度談看法時，非常嚴肅地表示：中國的鋼琴考級制度差得讓他不想提起，讓孩子們只練固定的曲目參加考級，這不是一種好的方式。彈琴應該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，要綜合全面地平衡發展，而不是翻來覆去地死記硬背幾首曲子。據凱沫林介紹，在歐洲經常舉辦學校觀摩音樂會，讓每一個學生都有表演的機會，以此檢驗學生們這一段時間學了哪些曲目，達到了怎樣的水平。老師再根據學生的演奏有針對性地發現缺點，提出改正意見。

據筆者了解，一方面由于家長們的急功近利，要求孩子速成，讓孩子在短期內強化學琴，只彈考級曲目，主要以背奏為主。以為只要完成考級，就等于掌握了一門技能，所以考完級，也就不再學了。另一方面，就是很多老師為了迎合家長的要求，急于求成，不按照科學的進度，片面追求考級。甚至于用一年的時間準備考級曲目，造成拔苗助長。而且老師們也互相競爭，誰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孩子考完級，誰的本事就最大。

由于考級已不只是純粹的考級活動，它已經和經濟掛了勾，由此也帶來了相應的問題。近年來，考級的單位越來越多，如今承辦音樂業余考級的有中央音樂學院，中國音樂學院，上海音樂學院，地方藝術院校，還有中國音樂家協會等等機構，真是眼花繚亂，有些人投身考級，就是看中了考級帶來的巨大利益。隨著考級單位的頻頻增加，便會出現相互排斥，相互競爭。到處都是不正常拉考生的現象，比如，帶多少學生來考級就會有多少相應的回扣，學生越多，回扣的數額也就越大，通過率越高，畢竟下來考級的單位也是要吃飯的，導致的結果是，越是規模大資金雄厚的培訓機構越是通過率高，越是通過率高越是利于招生，生源越多越有話語權，你不讓我的學生通過，我就參加別的考級，反正又不是你一家。

如此循環家長們也很難判斷，哪一家最權威，這直接導致了惡劣的后果。出現了降低考試標準的 “怪現象”，如八級完不成的就給七級證書，甚至是交了報名費，演奏好壞都給合格證書。比較嚴重的是一些小縣、市的琴行，他們往往無法保證自己的教學質量，但打著省里或者國家考級機構的牌子實施，其實就是在誤人子弟，這樣就完全失去了考級的意義。要知道，考級真正的意義應該是通過考級抓素質教育，推動音樂教育的普及和發展，考級活動不能成為生財之道。“家長的心態無可厚非，重要的是老師的引導。許多課外藝術教育老師熱衷于向學生推薦考級，追求考級成績，其目的是為了給自己加砝碼。道理很簡單，如果某琴行學生考級率高，自然會成為其招生的招牌。而家長又不明所以，往往是老師讓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推薦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業內人士指出，考級已經市場化，其背后存在著利益鏈條，各考級機構只有爭取生源，才能獲取利潤。據了解，每位學生考級，需要交費80~200元不等，一年下來，僅本市就是百余萬元的市場。競爭的直接后果是，考級標準越來越寬松，通過率高達95%！

這些年來各類媒體和專家學者都在探討一個同樣的問題，所謂音樂考級的功利性危害以及考級該何去何從。我認為，我們不要回避音樂考級的功利性。因為，我們都是生活在世上的普通人，學習音樂和學習其他門類的知識和技能究其目的性是一樣的，或是作為職業，或是作為愛好，或是作為消遣。而家長們的初衷也是這樣：有的是為孩子日后的升學做準備；有的是，希望孩子多學一門技能，所謂“藝多不壓身”；有的是，希望孩子將來以此為業；還有的，就是因為孩子有這方面的興趣，以后是否作為職業，也無所謂。可是一旦考級和升學、就業掛上鉤，就難以逃脫“功利”二字。

一篇題目為“劉詩昆痛批中國鋼琴教育現狀”的文章中提到了現在的“鋼琴熱”在社會中的現象，鋼琴老師不夠專業，沒有資格，在劉詩昆看來，什么樣的老師才是合格的？“十年以上專業訓練，這是最基本的。”劉詩昆的回答帶著不容置疑。可現實遠非如此。如果深入各種琳瑯滿目的鋼琴培訓班，除了正統鋼琴系畢業的學生，你會發現師資隊伍多是這樣的分布：既有原來學民族樂器如二胡、琵琶的，也有學聲樂、甚至音樂理論的。某些老師，上課從不示范，拿個譜子就讓學生練，上完課劃個鉤又讓帶回家練，“只求應付了事，可能自己都不會彈。” 讓劉詩昆無奈的是，“鋼琴老師”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賦予一些象征性——良好的社會地位、豐厚的經濟收入、輕松的自由職業狀態。自然地，也會有越來越多的非專業者，沖著這股吸引力而來。琴童數量快速增長，師資卻遠遠跟不上，專業老師經過十年學習，好容易出來一個，又只能一對一教幾個學生。這種情況下，濫竽充數者自然難以避免。

如何確立學琴的目標；如何甄別好的鋼琴老師；如何學琴，如何做到不半途而費，真正學下去……這些基本問題，對于琴童的家長們是最迫切的。否則，不僅浪費了很多金錢，大量的精力，而且虛度了孩子們的寶貴童年。可憐天下父母心！家長們，付出了那么多，為什么有的人看不到一點效果呢？學琴畢竟要有一個回報，才算“不虛此學”。既然花了如此大的代價，為什么不去反思一下，是否可以找到正確的學琴之路，真正掌握一門技能，終身受用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