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紀初年的北德哈茨山區，有個名叫海因里希·恩格爾哈德·施坦維格（Heinrich Engelhard Steinweg）的失怙少年，參加了當地貴族抵抗拿破侖占領的“黑色軍團”。他戰后退伍，靠做木工為生。因酷愛音樂，又受行規所制，他便躲在自家廚房里偷造樂器，就像傳說中那樣。

1836年，他造出第一臺三角琴，即后來所說的“廚房琴”。雖說尺度大于當時一般的沙龍用琴，但比起當代鋼琴的大嗓門，它還屬于輕聲細語的一路。出現在音樂會上的，當然是復刻版，真跡收藏在紐約的大都會美術館。

除這款老琴之外，還有19世紀流行的家用“方鋼琴”。當今的明星演奏家，同時也是施坦威藝術家的朗朗，在這臺琴上，和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兩位提琴家合作門德爾松的《D小調三重奏》。

去年辭世的著名學者，同時也是以闡釋皮埃爾·布雷茲作品聞名的鋼琴家查爾斯·羅森，曾在《紐約書評》上的一篇文章中談到，鋼琴的黃金時代出現在錄音設備普及之前。當時的中等人家都是用這種方琴，或后來的立式琴彈奏音樂，愉悅來賓的同時，還能嘚瑟自家妻女的文化品位。

音樂會上出現的另一款型，是紅木外殼的“瓦格納琴”。在19世紀的鋼琴當中，這可以算得上重炮級別，具備了浪漫派作品經常需要的那種雄渾音響，和我們印象中的施坦威的標志性音色，庶幾近之。那是工業革命的成果之一。鑄鐵框架為更大的琴弦張力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，而施坦威本身又是傳統上特別重視技術創新的企業。

19世紀歐洲持續的社會動蕩，特別是1848年革命的影響，迫使施坦維格攜家遠渡紐約，而且把姓名改為更加英語化的亨利·施坦威（Henry E. Steinway）。后來聞名于世的施坦威父子公司，就起源于此。十幾年后，為逃避進入歐洲市場的關稅，他們又在漢堡開設一家新廠。

直到今天，仍然有人談論兩家琴廠產品的區別。這樣高大上的問題，還是請專業人士討論比較妥當。對于世界上的很多人，施坦威這個品牌代表了鋼琴本身，就像勞力士之于瑞士腕表。

當然，對于施坦威，“鋼琴中的勞力士”這種說法，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貶低——它自視為寶璣、江詩丹頓、百達翡麗的總和。而且，這樣的比喻本身也俗不可耐。再昂貴的手表，也能通過付款擁有，而鋼琴卻對主人的修養提出要求。像所有樂器一樣，聆聽一臺鋼琴的內在音響，不但要靠耳朵，而且要用手指。

制作這樣一臺感觸靈動的機械，需要大約一年時間。首先是挑剔的選料過程，從制造機錘的樺木，制造外殼的楓木，再到壓制共鳴版的杉木。再則是秉持手工制作傳統。這樣就避免了產品的單一化，而使不同編號的鋼琴具有個性上的差異。

通常，我們印象中的施坦威琴，音色厚重如多肉植物。然而，格倫·古爾則德用他的CD-318琴，演示出竹節般的清勁音質。霍洛維茨也曾通過自己的專用施坦威，給出過類似證明。他們都是手指前伸的觸鍵方式，后者甚至會用指肚拍擊琴鍵。這就要求，所有機件都得具有輕松機敏的響應能力。

作為家族企業，施坦威曾易手不止一次。最近一次是去年，買主是對沖基金保爾森公司。這在媒體上引起一番議論。不少琴迷擔心，沒有制琴經驗的新業主，會為降低成本而犧牲質量。當然，他們得到了否認的承諾，公司方面也表現出對新興市場的渴望。舉辦上述音樂會，同樣有品牌推廣的用意。

推廣產品的另一途徑，是和鋼琴家簽署排他性合約。早年，筆者在家中見過一本俄國鋼琴家霍夫曼的傳記，書中有一張霍氏和同仁拉赫瑪尼諾夫及施坦威當時老板的合影，反映的就是該項目的早期形態。對品牌“不忠”的簽約藝術家，往往受到嚴厲對待，像贊揚過德森多佛爾琴的加里克·奧爾森，還有使用過法奇奧利琴的安吉拉·休伊特。

音樂會的高潮，是朗朗演奏“拉二”（即《拉赫瑪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——編注）。該曲用了一架施坦威十年前為再次進入中國市場而定制的，帶有仿古花飾的D-274型琴。為他協奏的是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管弦樂團。和眼前這支未成年學童組成的樂隊相比，當年的中央樂團基本就是一個業余團體。由此可見，中國小孩當中出現大批古典音樂明星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

那晚的朗朗，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他的情商和優良臺風，悉心照顧到每位合作者。而他帶給聽眾的最大驚喜，或許是一首作為安可曲（安可，encore，意為再演、加演或返場——編注）的，超級可愛的墨西哥小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