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在廈門聽鋼琴家殷承宗的獨奏音樂會，在彈完正式曲目后，他返場加演了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中的一個選段。聽著曾經是那樣耳熟能詳的曲調，讓我記起一位旅居海外的鋼琴家在許多年前對它的非議。他說，‘文革’中的許多荒唐事情，包括國內家人受到的牽連，他都認了。唯獨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何要用鋼琴去伴唱革命京劇？

　　這位文革前就移居海外的鋼琴家，自然不了解那個特定年代發生的事情。對于我們這一代鋼琴家來說，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不但是一道抹不去的記憶，而且它的出現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專業生涯，甚至改變了我們這些人的命運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不久，中國鋼琴界很快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，隨著傅聰、顧圣嬰、李名強、劉詩昆、殷承宗等一批鋼琴家在國際比賽中獲獎，中國鋼琴演奏的總體水準已經引人注目。那時國際鋼琴比賽的數目總共就十幾個，因此其獎牌的含金量是很高的。受此鼓舞，學琴人數成倍增長，國內迎來了第一次鋼琴熱。我在1962年報考上音附中時，據說報考人數創了新高。

　　可惜好景不長。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，1964年起，學校已經不準演奏西方音樂，只能彈根據革命歌曲改編的鋼琴曲和練習曲。不少同學甚至改行學民樂。那些國際比賽獲獎者，回國之后要思想改造，要下鄉種田修水庫。鋼琴在無可挽回地走著下坡。到1966年那個無法無天的夏天，鋼琴被認為是代表封、資、修，是資產階級的產物，首當其沖地成了被徹底砸爛的對象。學校里一個同學甚至想出絕招：把鋼琴搬到教學樓頂上，然后推下去砸碎。幸虧這個計劃沒有實現。但整整兩年，校園琴房一片死寂。

　　終于，在1968年的一個夏日，校園里的廣播喇叭響起了鋼琴與京劇唱腔的聲音―――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面世了。

　　殷承宗與他的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一時紅遍大江南北，鋼琴在那個特殊年代以如此特殊的方式，進行了空前的大掃盲和大普及。《紅燈記》為鋼琴這件西方樂器翻了身。對于那一代鋼琴學子來說，無疑是殷承宗為鋼琴在當時的中國找到了一個出路。在學習革命樣板戲的紅色外衣下，我們終于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打開琴蓋，彈奏那些久違了的樂曲了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我們上音附中老三屆的幾十名畢業生，在上山下鄉插隊到奉賢縣農村勞動的時候，還因為要彈好樣板戲，練好基本功，而獲得一個特殊的待遇―――市文化局調撥了10臺立式鋼琴隨我們下鄉。當時上海郊縣農村尚無陸路交通，到了奉賢縣城后，10臺鋼琴用幾個平底船運到水鄉，當地公社社員幫忙分別抬到各個農家客堂的泥地上。因怕受潮，在鋼琴底下墊了幾塊磚瓦。于是我們一伙人就常常上午插秧施肥，下午彈琴。彈著肖邦與貝多芬的手指，還留著一股河泥與牛糞的氣味。飄揚在田野上的琴聲，引來了在田埂上玩耍的農家小孩觀望。他們好奇的眼神，與放在泥地上的鋼琴，形成一幕超現實的景觀。

　　也是借著學樣板戲的名義，各地專業團體與音樂學校的鋼琴演奏員，有機會進京參加鋼琴培訓班。鋼琴教學與演奏就此名正言順地得以復興。

　　那位海外鋼琴家不能像我們那樣感同身受的是，在那個年代，如果沒有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與以后的鋼琴協奏曲《黃河》，真不知鋼琴會被禁錮到何年何月！十年文革之后，一批鋼琴學子的技藝會荒廢到什么地步！還有，中國會有從80年代興起的、一直延燒到今天的第二次鋼琴熱嗎？